在李不才的閱讀經驗裡有個心病，就像告白失敗在我心中留下苦澀的回憶－存在主義。存在主義作為當代思潮，如果只是在哲學領域發揮影響力，不才如我當然可以輕輕跳過，越過這堆礁石免得頭破血流。不幸的是，存在主義所關注的議題，正是現代人的精神危機，眾多的文藝創作亦著力於此，電影也當然不例外。也因此，許多看了有感的創作，讓我直覺喊道「這是存在主義」，卻有口難言。以李不才的才智，就算讓我吃了翻譯米糕觀落陰找海德格 (Martin Heidegger)上課，大概也是鴨子聽雷。所幸，我們還有存在主義文學－由卡繆(Albert Camus, 1913-1960)與沙特(Jean-Paul Sartre, 1905-1980)打開的坦道。
在卡繆的論述中，人要作為真正的人，必須體認到荒謬，即體認現實的無序：失去中心信仰、身體勞動則被化為機械零件、人與人不存在真正的溝通，成為現實的「局外人」。用馬克思的語言說，是人的異化。荒謬/異化是現代的產物，在神學/倫理破產，人的勞動技藝被工廠分工取代，人在精神與身體上，失去了和諧統一。當人意識到自身處境，處在非正義、撕裂的環境中，他了解到自己不是真正的人，而社會如同機械自行其是，讓他成為冷眼旁觀的「局外人」，這種格格不入正是荒謬感。而人之為人的價值，不在於道德規範(道德屬社會建構的變動物，亦可說是獲益階級的法則)，而在於自由。這個自由並不是任性而為的自由，而是勇於對抗體制、維護正義的行動。自由意識便透過行動成就了人的價值。面對頑固的社會體制，自由人就如同希臘神話的西西佛斯(Sisyphus)，在永恆的失敗中微笑以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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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西弗斯(圖左，Titian繪)、該隱(圖中，Tintoretto繪畫)、普羅米修斯(圖右，Gustave Moreau繪)為卡繆荒謬理論的三位
神話英雄：該隱與其弟亞伯獻祭，因神褒獎亞伯，該隱殺死親弟，是反上帝的無神論者。普羅米修斯一
般被視為現代精神的代表，他反抗神權(宙斯)，傳遞文明火炬。但卡繆認為，盜火者在神話中，最終仍
與神權取得和解，兩者體現自然與自由的張力，並無絕對的是非對錯，更重要的是兩者的調節－人在反
對神權後，須建立自身的價值(自由)，若任隨自由發展、或建構新的神權體制(政權)，將危害自由本身。
因此，在追尋自由的過程，必須引入調節的力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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荒謬作為現代產物，在存在主義尚未成為體系前，便以文學的面貌出現世人眼前。十九世紀俄國文學有個重要的文學形象－多餘的人。多餘人在沙俄時代，看到封建制度不公不義，同時面對西歐的革命浪潮，他們沒有勇氣投入現實改革中，只能隨波逐流。這種格格不入的意識，讓他們有時放浪形骸尋歡作樂、有時將無法發洩的正義轉為荒謬的械鬥，對自己與他人而言，他們是局外人，是對社會無用者。多餘人的先祖，則來自英國詩人拜倫(George Gordon Byron, 178-1824)。拜倫出生貴族，具有上議院席位。他同情勞動者與愛爾蘭人，使其不容於議院，遂離開故土，轉而支持歐洲的革命事業(支持義大利與希臘的民族革命)。也因此，在他筆下的多餘人，在種種放肆之後，便敢怒指上天，進而反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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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餘人的俄國開基祖為普希金(Alexander Pushkin, 1799-1837，圖中)，其後繼者為萊蒙托夫(Mikhail Lermontov,
1814-1841，圖右)。
兩者皆為貴族子弟，心繫社會改革卻無力為之，他們是現實的多餘人。命運也以文學的樣貌體現在他們身上－兩
人最終都死在愚蠢的械鬥(按：看了上圖，讓人不禁懷疑－要搞反抗果然還是要高富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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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俄羅斯，杜斯妥也夫斯基(Fyodor Dostoyevsky,
1821-1881)發揚了多餘人消極破壞的一面。在《罪與罰》(Crime
and Punishment, 1866)，多餘人首次殺死無辜者，當作反抗體制的小小實驗。這裡我們看到虛無主義滲入多餘人的形象。往後，虛無/無政府主義逐步成為多餘人的核心，在卡夫卡手中達到頂峰。卡繆在早期著作《卡里古拉》、《異鄉人》、《西西弗斯的神話》三部作品中指出－放任的自由只會招來毀滅，不會恢復人的存在；多餘人即使毀於體制之下，亦當保持精神的自由進取。如此，「多餘的人」正式退出舞台，繼之而起的是，冷眼旁觀諸般怪象，卻隨時準備介入其中的「局外人」。
有了上面的論述，我認為最能體現當代社會荒謬性的景觀為監獄、法院/政府機關、證券交易所(按：工廠本當入選，但工廠反映苦難，其形象已被共產主義、寫實主義文學侵占)。挑選證券交易所，是因其無須勞動、沒有生產卻可以獲益，亦可使人失去財富、生命。而監獄、法院/政府機關，皆以外來的強制力，剝奪人的自由(按：剝奪自由不只以刑罰為手段。廣義而言，學校教育、戶口普查、證照考試等，皆為外來機制凌駕個人意志)－並非局外人自離於世，而是世界將你放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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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比龍由六零年代著名硬漢史提夫·麥昆(Steve McQueen, 1930-1980)飾演。他也演出另一經典越獄電影《第三集中營》
(The Great Escape, 1963)。本片純屬娛樂作，是大堆頭的逃獄喜劇，被洪金寶撿去拍成《富貴兵團》(199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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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到這裡終於可以講到《逃離惡魔島》(Papillon,
1973)了(按：離題雖然是李不才的專長，這次真的是破紀錄了)。主角巴比龍(Papillon)雖出身不正，卻(他自稱的)被誤判殺人罪，至法屬圭亞那惡魔島監獄(henri charriere, 1852啟用，1952關閉 )服刑。在前往惡魔島途中，巴比龍便謀劃逃獄，並拉攏偽造證券的戴格(Dega)。為救助戴格，巴比龍的首次逃獄失敗，被捕後進入獨居房服刑二年。刑期結束轉入一般監獄，巴比龍再次脫逃，並攜上了戴格等人。當他們終於踏上美洲大陸時，卻為巡警發現，僅巴比龍脫身。其後，他在土著部落過了一段閒適的生活，復又離去。為躲避追查他躲進了修道院，卻被修女出賣，在獨居房關了五年。獄方將垂垂老矣的巴比龍送到了離島，讓他過著相對自由的流放生活。在島上他重遇戴格，不死心的巴比龍遊說戴格，順著潮水漂流大陸，最終僅巴比龍獲得真正的自由。
講完劇情大綱，不才建立幾項參照點，說明巴比龍的自由信仰：
一、審判：
巴比龍是否犯了殺人罪，我們必沒有確切的證據，有的只有入獄事實與他的自我申辯。就卡繆的論述來說，荒謬人在否定社會價值時，追求絕對的自由，這個自由甚至可以推展至殺人。但這項推理很快就墮入了無政府主義與虛無主義，故為不可行的道路。若是將追求自由，轉為尋求革命，藉此實現人人自由，則是將另一個神明請上神壇，這個神最終會否定自由的許諾，成為新的暴政(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革命)。第三條道路為荒謬人指出行為的「限度」－正義－即在最大限度中，尊重每個人的自由，並為之行動。如此，荒謬人拒絕了人間與天堂的審判，以自身為行動座標。當巴比龍在獨居房中，夢到他在沙漠中獨行，遇到審判者，宣告其罪刑：「浪費生命。」這是罪犯巴比龍唯一承認的罪狀。荒謬人的罪便是對現狀視若無睹，不捍衛真正的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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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漠中的審判，法官與陪審團為十三人，恰合耶穌與十二使徒。此處的法官/上帝跳過質問巴比龍的
犯罪史，而直接宣判其「浪費生命」的罪行。就其判決而言，這裡的上帝並不是神學與倫理學的上帝，
而是荒謬理論的上帝。當人產生「荒謬感」時，成為真正的人(追求自由)的訴求，使「局外人」處在
永恆的焦慮－他成為自己的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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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退縮者：
戴格作為巴比龍的好友與支持者，同時是他的參照點。戴格偽造證券，說明了他遠比其他人了解現代犯罪－強盜殺人不過是古典的手工藝。單以此論，他是真正的現代人，懂得玩弄社會體制獲取最大獲益。也因此，在面對巴比龍的逃獄邀請，戴格總是希冀透過賄賂司法縮減刑期。流放小島後，戴格經營了非常舒適的安樂窩，也無怪他再次拒絕逃獄。戴格體現人們對爭取自由的畏懼心理－人們害怕成為局外人，害怕他的天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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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戲神達斯汀霍夫曼(Dustin
Hoffman)不解釋 |
三、反抗：
荒謬人的反抗，與革命不同。他感知現實的不公義，並由自己判斷是否採取行動，而行動的後果由其概括承受－自願受難是卡繆反抗理論的重要基礎，反抗的必要之惡必須償贖，殺死暴君必須以命相賠。如此，反抗/追求自由便能合於正義，便免成為對他人的侵犯。在意志，荒謬人須獨力承受成為局外人的孤獨、並承受正義引起的焦慮；在肉體上，又隨時準備為正義犧牲自我。因此，荒謬人的反抗是更為艱難的。巴比龍並非沒有選擇坦途的機會：戴格的財富可以使他獲得減刑、當他漂流到土著部落時可以選擇留下，但他仍向佈滿荊棘的自由走去。土著部落的原始和諧，是對前現代社會的招魂想念。但荒謬人的反抗必須回到現實，在不公義的環境追求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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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比龍的口頭禪、亦是終幕句：「混蛋，我還活著！」直接呼應卡繆劇作《卡里古拉》(Caligula, 1944)
終幕句：「我仍然活著！」卡里古拉為羅馬的著名暴君，但據史所載，其初即位時頗為賢明。卡繆
重新塑其形象，讓他在至親死去後大病一場，突然陷入「局外人」的世界。作為現世體制的最高領
導，這個局外人恣行無限制的自由，試圖破壞體制，最終為體制所殺。卡里古拉的悲劇在於：局外
人透過政體取得自由(破壞或建立體制)，是徒勞的舉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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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上述分析，我們可以看到巴比龍與荒謬者的高度黏合，也使巴比龍從一個電影人物，拔高為精神典範，《逃離惡魔島》於此有別於其他監獄題材電影。廣受好評的《刺激1995》(The Shawshank Redemption, 1994)，也同樣有著相似精神：提姆羅賓斯(Tim Robbins)自願入獄，藉此完成自我審判。而當他自認刑期已滿，便瀟灑離去，這是對巴比龍的遙相呼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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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無關主題的小補充：
同為存在主義作家，沙特與卡繆本為文友。兩人皆在二次大戰期間投身反法西斯抗爭，並發表早期創作，廣受批評界與群眾喜愛。但在1951年，卡繆發表散文《反抗者》，內容批評革命與共產主義，而與親共的沙特決裂。實際上，兩人的決裂純屬必然；卡繆早年曾加入共產黨，最終因反對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(卡繆故鄉)，為支持殖民的法共開除黨籍。卡繆認識法西斯與俄共的劣行後，便於《反抗者》結論：自由不可能在暴力抗爭中實現。相反的，沙特的政治傾向卻是逐步向共產主義靠攏，試圖為存在主義哲學找到社會動力。兩者早年相知，也只因他們的早期創作，尚停留在展示存在/荒謬。
◎我一直認為，台灣電影之父－朱延平，可看的電影只有《異域》與《火燒島》兩片。但看了《逃離惡魔島》與《鐵窗喋血》(Cool Hand Luke, 1967)後，才知道原來《火燒島》的經典橋段都是借來的，只能嘆曰：偉哉～朱導！
參考書目
《加繆全集》，中國：河北教育出版社
《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》，中國：上海譯文出版社
《薩特讀本》，中國：人民文學出版社
《薩特的密碼》，中國：同濟大學出版社
《存在與虛無》的「導讀」，台灣：左岸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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