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鋼琴教師》隨意談

        單從一本書去談性別，未免狂妄。同樣的，從一本著作談作家，亦是如此。但在閱讀《鋼琴教師》後，很難不對性別與耶利內克（Elfriede Jelinek, 1946-）作論述，姑且記下這些雜感。

　　由男性建構（精確的說，是不自覺依附男性建構的任一性別）的愛情悲劇中，性別從來不是需要關注的議題—悲劇之所以為悲劇，是各種外在壓迫摧毀受難者—愛情悲劇中，男女性別上只是先決條件，並非悲劇動因。即便悲劇並非肇始於外力，角色負罪也只是性格而非性別。即是說，角色的性徵（亦指心理）並無缺陷。若是動人的愛情故事，角色具備的性徵則更為美好—與悲劇相對，愛情喜劇中性徵醜陋便構成懲罰與被懲罰的條件，陰險的歹角往往在結局被配上醜陋的對象[1]—鋼琴教師所有動人、使人不安的基礎在於，角色具備美好性徵的慣例被棄置，性別本身就可以構成悲劇。

伊恩．麥克尤恩（Ian McEwan, 1948）於《在切瑟爾的海灘上》（On the Chesil Beach, 2008）幽默指出，男性手淫完即可投入史學研究。男性理性奠基於性與理性的分割，性需求一如吃飯睡覺，達到目的便可繼續工作。當性此種必需品匱乏時，便引發不理性的行為與思考。鋼琴教師愛利卡的性別悲劇，來自對男性性欲的無知。愛利卡所求的愛與欲，性與愛是可以被各種暴力所鎔鑄。給情人克萊默（青年學生）的自白信中，抒發各種性與暴力的可能性，作出超種種乎現實的預想，以愛為前提：

你可以揶揄我，叫我『蠢奴隸』，甚至更難聽的名字。請大聲跟我講，你準備怎麼對付我；同時描述各種愈來愈加強的各種等級，然而，請別變的更殘忍…艾利卡想要買其他配件，直到我們倆擁有全套性虐待用具。屆時我們就可以一對一玩這個私人器官…允許他施加任何自認適合的懲罰在艾利卡身上…

 

艾利卡樂於暴力施之己身，超出性的合理維度。表面上是身體施虐，其實是自我意志的降書，是最高的愛情宣言。與此相較，克萊默是傑出的運動健將，具有冒險精神（在安全無虞的範圍內，做無風險的犯險舉動），面對艾利卡的「性．愛想像」卻步了，自身的膽怯傷及雄健的男性自尊：「我們先搞清一件事。天底下再沒比女人想改寫《創世紀》更糟糕的事了。」對他而言，追求艾利卡是「熟女」、「教師」、「不倫」三個願望一次滿足的挑戰。失去的男性自尊，只有透過各種暴力傷害艾利卡，「你不配」此種思維勝利硬挺他一度垂軟的陰莖。克萊默的思維體現了大多數男性性與愛；各種愛夾帶著性欲的完成，過程安全私密或偏離常理與否，都在男性的維度中才有效，此權炳若為女性奪取，將換來將對他人或自身的暴力。

　　艾利卡的性別悲劇，在於未意識父權社會的潛規則，這些規則於女性成長過程中，以各種媒介、形式告知；女孩在家家酒學習成為「好妻子」、文藝作品對「女德」的讚揚（中國傳統中，最為惡意的代表莫過於貞潔牌坊，以冷硬、高大的建築，繼續禁錮寡婦的自由。另一延續至今的價值觀，受侵犯的女子，最高尚的結局無非以死明志，好似活著就是對自身與社會的污辱）、影視媒體對姣好容貌的推銷（醜女就活該好笑）。其中最有趣的，莫過對「惡女」塑造。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．愛特伍（Margaret Atwood, 1939-）於散文集《好骨頭》（Good Bones）當中，解構一系列「文學慣例」的女性形象；童話裡的公主，不過是男性偏好的無知（「天真」）且無害（「善良」）、激發男性慾望（「美麗」）、無性經驗（「純潔」）的少女。這些條件反轉，就是壞巫婆、壞皇后、壞後母，以及「獨立女性」。這一切女性於男性主導社會的生存規則，因為母親對艾利卡獨占欲，使艾利卡年貌衰老，卻仍在克萊默身上尋找變形地少女情懷。對男性而言，三十歲過後的女性如果值得交往與性交，除美貌之外，她們理解不能越過男性尊嚴的界線，並最大限度地降低自我欲求。艾利卡自小被塑造為無性別的鋼琴師，母親的禁錮艾力卡認知性別與性別霸權，同時拒絕整個世界。在克萊默打破禁區誘惑艾利卡之前，她對性與愛的理解與實踐，都是壓抑地變形；偷窺他人野戰、觀看低俗的脫衣舞、代替自梳的刀片放血。面對學生情人，她的教科書不是少女漫畫或者愛情電影，而是畸形卻純真的性暴力。

　　耶利內克創造了艾利卡，揭示女性作為性別存在的各種危機。面對這些危機無論勇敢拒絕或逆來順受，都必須有相應的心理素質；嘗試打破性別歧見，一方面面對男性捍衛主權的壓迫，令一方面，女人不將自己視為典型女性，那其他女人亦無法視之為同性。因母親的閉鎖，艾利卡成為男女皆無視之的無性別怪物，其與母親的寓所，更接近怪物的子宮，居住沒有「出生」的死胎。但這個巢穴並非穩固，克萊默利用艾利卡的愛輕易踐踏巢穴內的各種規範，在他旋風般離去，要裝作太平無事的回歸舊有生活已不可能—禁閉的家有如母親的子宮，青春期後的艾利卡並未出生，唯有在外力強行將老朽的子宮破壞後（愛情或者暴力），才能使催生新生命。

　　書末，艾利卡攜刃復仇，卻看到舊情人與青年男女在大街上嘻鬧，青春與漸老、活力與死寂，挫敗感讓她將短刀插在自身，走上回家的路，故事在此終止。短刀入侵人體與流血，隱喻精神上的再生，貨真價實地撕裂「母親的艾利卡」，也許風暴過後，艾利卡恢復所有就有的生活方式，照樣被母親支配，但在心敬上全然不同了；他透過他人與自身的種種暴力關係了解（結）過往，幻象與浪漫的自悲自殘都不復存在，有的是真正中年敗犬的自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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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對此種傳統的最佳反諷，來自波蘭作家貢布羅維奇（Witold Gombrowicz, 1904-1969）的喜劇《伊沃娜，柏甘達的公主》。自許可以超脫世俗觀感的王子，選擇醜陋女子為妻，以此印證棄置庸俗觀感的理性勝利。但王子的驕傲畢竟只是姿態性的自我誇耀，醜女伊沃娜仍為被架空的女性符號（台詞也少的可憐）。最終，在王室的「努力下」，伊沃娜死於「意外」，受封公主，皆大歡喜。